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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们两个人我都离不开。你跟妈总是这样吵吵闹闹，把我夹在中间，我怎么受得了？”他开始发牢骚。

    “那么我们两个中间走开一个就成罗，哪个高兴哪个就走，这不很公平吗？”树生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

    “对你这自然公平，可是对我你怎么说呢？”他烦躁地说。

    “对你也并没有什么不公平。这是真话：你把两个人都拉住，只有苦你自己，”树生坦然答道。

    “可是我宁愿自己吃苦啊，”他痛苦地说，终于忍耐不住，爆发了一阵咳嗽，咳声比他们的谈话声高得多。

    妻连忙走到床前，母亲立刻从小屋里跑出来。两个女人都站在他的身边，齐声问着：“怎么又咳嗽啦？”

    他侧起身子，咳着，喘着气，喉咙痒，心里难过。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们。

    “你喝点茶罢？”妻说，他点点头。母亲却抢着去端了一杯茶来。妻看了母亲一眼，也不说什么。

    他咳出了两三口痰，缓了一口气，接过了茶杯，喘吁吁地说：“我要死了。”

    “哪里的话？你不要怕，过两天就会好的，”妻柔声劝他道。

    “我不怕，”他摇摇头说。“不过我知道我不会好了。我满嘴腥气，我又在吐血。”

    妻不由自主地朝床前痰盂里看了一眼。她打了一个冷噤，但是她仍然安慰他道：“吐血也没有多大关系。你上次吐血，不是吃几付药就好了吗？”

    他感激地看了妻一眼，他说：“你自己就不相信中医，我这个病哪里是随便几付药就可以医好的？”

    母亲不说话，埋着头在揩眼泪。妻似乎还保持着镇静，她继续温和地劝他：“就是肺病罢，也可以养得好。”

    他痛苦地笑了笑，眼里还包着泪水。“养？我哪里有钱来养病？偏偏我们穷人生这种富贵病。就说要养罢，一睡就是三五年。哪里来的钱？现在你们大家都在吃苦。我还要乱花钱。”

    “我可以设法，只要你肯安心养病，钱总有办法，”妻沉吟地但又是恳切地说，显然她一面说话，一面在思索。她两只大眼睛忽然一亮，她想起了陈主任刚才对她讲的那句话：“我们搭伙做的那批生意已经赚了不少。”她有办法了。她含笑地加一句：“你只管放心养病，钱绝不成问题。”

    “我不能再增加你的负担，”他摇头说；“我知道你的收入也不算太多，用处却不少。就说你能找到钱，我将来拿什么来还，我不能给你们留一笔债啊！”

    “你的身体比钱要紧。不能为了钱就连病也不医啊！”妻劝道。“只要你能养好病，我可以筹到这笔钱。”

    “万一我再花你许多钱，仍旧活不了，这笔钱岂不等于白花！实际上有什么好处？”他固执地说。

    “可是生命究竟比钱重要啊！有的人家连狗啊、猫啊生病都要医治，何况你是人啊！”妻痛苦地说。

    “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有时想想，倒不如死了好，”他说着，又咳起嗽来，咳得不太厉害，但是很痛苦。

    “你不要再跟他讲话，你看他咳得这样，心里不难过吗？”母亲忽然抬起头，板着脸责备妻子道。

    妻气红了脸，呆了半天才答道：“我这是好意。他只要肯好好养病，一定治得好。”她接着又加一句：“我难过不难过，跟你不相干！”她把身子掉开，走到右面窗前去了。

    “他咳得这样，还不让他休息。你这是什么居心？”母亲带着憎厌的目光瞪了妻一眼。她的声音不大，可是仍然被妻听见了。

    妻从窗前掉转头来，冷笑道：“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该高兴了！”

    “我早就知道你熬不过的——你这种女人！”母亲高傲地说。她想：你的原形到底露出来了。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妻仍旧冷笑说。

    “哼，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母亲得意地说，她觉得自己用那两个可怕的字伤了对方的心。

    妻变了脸色，她差一点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她在考虑用什么武器来还击。但是他，做着儿子和丈夫的他插嘴讲话了。

    她们究竟为着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这些老问题又来折磨他。她们的声音吵闹地在他的脑子里响着，不，她们的尖声在敲击他的头。他的头发痛，发胀。他心里更痛。那些关切和爱的话语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两对仇恨和轻蔑的眼光对望着，他的存在被忘记了。这争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休息？

    “妈，树生，你们都不要说了。都是一家人，彼此多少让点步，就没有事了，”他痛苦地哀求道。他心里想说：“你们可怜我，让我休息罢。”

    “是你母亲先吵起来的。你亲眼看见，我今天并没有得罪她，她凭什么又骂我是你的姘头？我要她说个明白！”妻把脸挣得通红，她的心的确被刺伤了，她需要着补偿。

    “你是他的姘头，哪个不晓得！我问你：你哪天跟他结的婚？哪个做的媒人？”

    他绝望地用棉被蒙住了头。

    “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妻昂然回答。

    “你是我的媳妇，我就有权管你！我偏要管你！”母亲厉声说。

    “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妻冷笑道。“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你挖苦我缠过脚？我缠过脚又怎样？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我看不惯你这种女人，你给我滚！”母亲咬牙切齿地说。

    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觉得头要爆炸，心要碎裂。一个“滚”字象一下结实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胸上。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立刻掀开被头，疯狂地用自己两个拳头打他的前额，口里接连嚷着：“我死了好了！”

    “什么事？什么事？”妻惊恐地叫着，就跑到他的床前，俯下头看他。

    “宣，你怎样？”母亲惊惶地问道。

    “你们不要吵……”他抽泣地说，他只说了这五个字，就蒙着脸低声哭起来。

    “你不要难过，我们以后再也……不吵了，”过了片刻母亲悲声说。

    “你们会吵的，你们会吵的……”他病态地哭着说。

    妻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咬着下嘴唇在想什么。她怜悯地说：“真的，宣，以后不会再吵架了。”

    他取下蒙脸的手。一双泪眼看看母亲，又看看妻。他说：“我恐怕活不到多久了。你们让我过点清静日子罢。”

    “宣，你不会的，你安心养病罢，”母亲说。

    “你只管放心罢，”妻说。

    “你们只要不吵架，我的病也好得快些，”他欣慰地说，他差不多破涕为笑了。

    可是等他沉沉睡去，母亲出去请医生，妻一个人立在右边窗前看街景的时候，这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忽然感觉到象被什么东西搔着她的心似地不舒服。一个疑问在她的脑子里响着：

    “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她想找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她的思想好象被困在一丛荆棘中间，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

    “没有！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满足。”

    “那么我牺牲了我的理想，换到什么代价呢？”

    “那么以后呢？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么？”她问自己。

    她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她的脑子里装满了近几年生活中的艰辛与不和谐。她的耳边还隐隐约约地响着他的疲乏的、悲叹的声音和他母亲的仇恨的冷嘲、热骂，这样渐渐地她的思想又走进一条极窄的巷子里去了。在那里她听见一个声音：“滚！”就只有这一个字。

    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她连忙掉回眼睛看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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